那之後的一个星期,那间小小的套房,安静得像一座坟。

        不是冷战。冷战他们打过,是有来有往的,是活的。现在这种安静,是死的——两个人客客气气,井水不犯河水,说的话掰着指头数得出来:「热水器修好了。」「嗯。」「垃圾我倒了。」「嗯。」

        那条新贴的胶带,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。谁也不越线,谁也不碰线,连睡觉翻身,都各自小心翼翼地,控制在自己那半边。

        规矩从来没有被遵守得这麽好过。

        也从来没有这麽难受过。

        沈砚不再等他吃饭了。饭照煮,用一个碗倒扣着,温在锅里,人却早早躺下。林以恒每晚回来,掀开锅盖,就着冷掉的灯光,一个人把那碗饭吃得乾乾净净——连汤底都喝完。这是他唯一敢做的事:把那个人给的东西,一粒不剩地收下,再把碗洗得雪亮,倒扣回原位。

        像一封封寄不出去的道歉信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在心里打过一百遍草稿。「那天的话」「其实我」「你听我说」——每一遍都写到一半就碎掉。白天上学,两个人隔着斜前斜後的座位,隔着一整间教室的人,演着若无其事;晚上回家,隔着半公尺和一条线,听着彼此都醒着的呼吸,谁也不出声。

        「就当我没说过,也行。」

        那句话悬在屋子里,一天,一天,往下沉。

        林以恒知道,他的沉默,正在一天一天地,替他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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