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晚宁把黑色签字笔平放在实木长餐桌上，推开面前那份分文不差的家用明细表，说了结婚七年来的第一句出格话：“立言，我们把账结了吧。离婚。”
中央空调以恒定的二十二度运转着，气流声微弱得近乎真空。
餐厅里一尘不染，灰白相间的极简冷调让这里看起来像刚刚交付验收的精装样板间。空气乾燥、洁净，没有任何食物的残余气味，也没有半点属於活人的杂质。在这个家里，一切物品都有它毫米不差的归宿。落地窗外的城市夜景安静地铺展在脚下，玻璃上映出室内冷色调的灯光。每一块瓷砖的拼缝都经过精密对齐，每一把椅子的摆放角度都严丝合缝，连餐桌正上方垂落的哑光金属吊灯，都散发着计算精准的清冷光晕。
这座大平层坐落在城里数得上的好地段，楼层高，推开窗是整片灯火。家里请的家政一周来三趟，钟点结账，只做深度清洁，随手摸过任何死角都沾不上半点浮尘。一日三餐、换洗衣物、半夜里孩子有个动静起身去哄——全是沈晚宁。赵立言不是请不起住家保姆，他的话永远在理：家里就这几口人，请全天的人，是糟蹋钱。沈晚宁听了七年，听明白了这话底下的另一层：他不是舍不得那份工资，他是舍不得她闲下来。这里没有任何生活散落的杂物，没有油烟气，没有葱蒜味。
长桌另一端的赵立言没有皱眉，甚至握着骨瓷水杯的手指都没有晃动一下。
他今年四十二岁，戴着一副极细的无框金属眼镜，浅蓝色的衬衫永远熨烫得没有半丝死褶，袖口对称地摺叠到前臂中间。他像一台最严密的精密仪器，不仅负责管理着外面的项目，也一丝不苟地维系着家庭内部的运转。他从未对沈晚宁动过手，不酗酒，不晚归，甚至在任何一次家庭开支上都算得无可挑剔。他的生活就是一套由无数个指标和规范构成的绝对理性系统，清晨何时起床、鞋履如何摆放、家用如何录入，都有固定不移的程序。
他已经在一家资产管理机构做到了合夥人的位置，经手的都是最稳妥的那一类盘子，不冒进，不出错，年年有进项。这些年的分红与投资收益攒下的底子，足够他後半辈子就算不再出去工作，也维持中上等的体面日子——他算不上大富大贵，只是把每一步都算到了。
“原因。”赵立言放下水杯，底座与胡桃木桌面相触，发出一声极轻、极脆的钝响。
没有质问，没有怒火，只是一道需要输入参数的程序指令。
沈晚宁抬眼看他。她三十九岁，素面朝天，黑发用一根素木簪松松挽在脑後，身上是一件浅灰色的羊绒衫，料子极好，剪裁合身，挑不出一点错处——和这间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一样，体面，合规，只是从颜色到款式，没有一样是她自己选的。她全身上下，唯有那根磨得发亮的旧木簪，是她自己的东西。她脸上有着岁月和生活摩擦留下的真实纹理，下颌收得极紧，眼窝微微下陷，但那一双眼睛却异常清醒。她没有低头躲避，也没有露出任何带有乞怜或者控诉意味的神色。
“没有别的原因。”沈晚宁的声音很轻，平静得像是在读一份例行的早间天气通报，“就是过不下去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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